大银行战略:谁是未来的强者?
发布日期：2008-3-25 6: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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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中,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成功的变革,刷新了整个中国银行业的版图,成效斐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个全球经济体系和金融格局迅速变化的时代,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如何选择持续变革的战略和路径,其意义和影响将是多元的、重大的和深远的。
变革的成效
脆弱的银行体系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成为对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及长远经济成长的最大潜在威胁。中国的金融架构是一个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并且中国渐进式的改革与转型缺乏转轨成本的制度安排,随着企业大规模改革和经济结构大幅度调整,经济转轨的成本特别是国有企业转制成本,逐步转移到国有商业银行,积淀、演变并最终体现为银行的不良贷款。加之国有银行自身也处于转轨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体制陈旧、观念、机制、管理问题,进一步加剧了银行的危机。
对于中国银行业长期积累的风险,一些国际媒体和机构曾做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银行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的判断。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金融体系脆弱性可能带来的巨大金融风险加深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于银行体系稳健经营重要性的认识,亦令国有商业银行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身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此过程中,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步形成的对银行改革进程的时间约束开始发挥作用,此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程出现的一系列举措便被置于一个十分明确的过渡期时间表中。
2003年底,中央政府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大决策付诸实施。中国国有银行体系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国家注资与剥离坏账进行大规模财务重组,以尽可能快地解决历史存量问题;通过股份化包括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从根本上改变银行传统的产权与经营机制,健全公司治理;通过股票公开发行进一步募集充实资本金,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推动促进银行的持续改革。这个思路参照了国际上银行重组的经验,又糅合了中国具体国情,为中国银行业改革提供了一条清晰、务实和可靠的路径。
几年来的事实说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路径选择是正确的。无论何种标准来衡量,无论在何种范围来比较,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成效都能称之为显著。从改革成本角度,工行、中行、建行、交行股份制改革与境内外成功上市,国家垫付的改革成本得到了补偿,国有资本大幅度增值。从经营绩效看,改革催生了一个健康的银行体,主要经营指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成本收入比、ROE、ROA等)均达到国际银行业的较好水平;从公司治理角度,银行的法人治理架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及外部市场约束等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国有银行改革争议与理性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争论的主要问题包括:不良贷款是否要二次剥离,外汇注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需要进行股份制改革,是否需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国有金融资产是否贱卖,国家金融安全是否受到威胁,上市是否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必由之路,公司治理的"形似"与"神似"等等。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的多数争议,随着国有银行改革效果的显现而逐渐淡却。后来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及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主要观点反映在这样几篇文章中:<谁将掌握中国的金融>(<上海证券报>2005年10月25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版图告急>(<董事会>2005年10月26日),<金融改革的困局与赌注>("新浪财经"2005年11月22日),以及较近期的<证券监管与经济安全>("乌有之乡"2007年6月25日),<中资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中金在线2008年3月1日)。其警示固然需要思考,但亦反映有些学者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背景和情况缺乏必要的了解。
一、援引的数据多数是错误的,几家银行的股份出售价格、数量基本上是错误的,比如工商银行出售给战略投资者的股份只占上市后股份总数的7%,而非10%;入股价格一般采用市净率(入股价格/每股净资产)及每股净资产的乘积决定,谈判的一般是市净率,每股净资产由审计师的审计结果决定,几篇文章援引的数据多数都是错误的。
二、几家大型上市银行基本上是在上海及香港两地上市的公司,股份分为A股和H股。境外战略投资者持有的股份性质基本为H股,由于境内的A股市场与境外的H股市场基本上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资本市场,几家银行A股的价格远高于H股的价格,上述几篇文章采用A股的价格来计算战略投资者的获益水平显然是错误的。
三、银行的税后利润与对投资者的分红是不同的概念,用一个不正确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乘上利润数计算投资分红收益也是错误的,分红仅是银行净利润的一部分,如在上市招股书中,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承诺的分红比率是35—50%。工商银行承诺的分红比例为45-60%。
四、入股价格应该是一个市场公平价格,我们应该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和符合市场规则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应用今日A股市场的价格作为标准评判过去、评判境外股票市场。银行同业的二级市场的交易倍数是确定战略投资者投资价格的重要参考依据。2005年香港及亚太地区商业银行二级市场的交易市净率为1.7倍左右。一般而言,上市发行价与二级市场交易价有一定折扣,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价格由于投资入股的时间较早,承担的风险较大,且一般都有3-5年的锁定期,一般较上市发行价又有一定折扣,这是资本市场的一般惯例。按照当时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来衡量,几家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价格是合理的。
五、当时中国商业银行的情况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割裂历史来看问题,当时境内外投资者对投资中国商业银行存在很大疑惑,当我们选择上市时,能否成功,也是有着很大的风险。2004—2005年当几家大型商业银行在与境外潜在投资者谈判时,建设银行张恩照事件、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的高山案等事件的爆发,几乎使中国几家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工作中断。在这样的环境里,谈判异常艰苦,几家银行参与谈判的高级管理层表现出专业与精明,形成的价格和其它条款符合公平原则,并且按照中国的法律和监管规则履行了严格的内外部审批程序。
六、对于为何引入战略投资者,我认为国际知名金融集团股权投资有助于增加国际投资者的认同感,提高境内外投资者对国有银行整体质量和发行价格的信心,进而起到提高国有银行股票估值的潜在作用,增加IPO发行需求,提高国有银行成功上市的概率。虽然这些作用无法量化,但确实是存在。并且境外战略投资者与入股的中资银行都签有战略合作协议,在多个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与技术援助,对上市后的中资银行管理水平的提升产生了较好的作用。
七、国家对于几家大型商业银行占有绝对控股地位,国有股权(包括财政部、汇金公司、社保基金会等)在几家银行上市后的股权都在70%以上,如果将其它国有法人股计算在内,国有股权的占比更高。
八、如果从最终效应,我认为国有股是最大的赢家,而且赢得的远非投资回报的数额。比如,仅汇金公司所持股权账面溢价就达2万多亿,国有股权分红收益稳定增加,按账面值计算,国家为国有银行改革所支付的成本得到有效补偿,且化解了中国金融系统面临的危机,造就了一个健康的银行体。
任何改革都不应忌讳争论,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各种思潮的争论中前行的。只要是站在学术探讨立场上的理性争论,最后总会达成共识和谅解。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的各种争论大都在银行界与学术界人士之间进行的,他们站在学术的角度,立足中国国情和国有银行现实,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商榷,最终大体达成共识。学术的研究应该是科学,超越学术研究非理性的语言有悖于学术研究的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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